首页 > 资讯日本人看“九一八”:日本要干这事中日或生战

日本人看“九一八”:日本要干这事中日或生战

  原标题 日本人看“九一八”:什么时候日本要干预中国统一,中日就有可能生战  

  [环球网综合报道] “九一八”,能忘吗?在“九一八”86周年的今天,这个问题其实无需我们回答。在日本,这场86年前的“事变”显然也没有被人遗忘。《日本新华侨报》总编辑蒋丰9月18日在微博发布“十个日本人这样看‘九一八事变’”系列博文,通过日本书籍和史料,还原了一些日本人对这段“不能忘却之历史”的看法。它们中有些人有些话会令我们气愤,也会更好地提醒我们:国耻,不能忘!

  以下是蒋丰十篇博文:

  (1)“日本已不满足满蒙,要不断地膨胀扩张下去!”

  日本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教授加藤阳子在《从满洲事变到日中战争》(岩波书店出版,2007年6月第一版)中指出:“九一八事变”在形态上具有四个特质;其一是趁着对方国领导人不在境内的时候发起武装冲突;其二,这起冲突是由本来应该禁止干预政治的军人们主导的;其三,肇事者自觉地对抗国际法,同时努力在行动计划中回避国际法对其的非难。其四,他们已经不满足地域概念上的满蒙,要不断地膨胀扩张下去。

  (2)“日本军官在得知事变发生后,穿着和服就进来了”

  日本军官得知“九一八事变”发生后来不及穿军装就聚集在一起。日本学者岛田俊彦在《关东军》(中央公论社出版,1966年10月第一版)指出:9月18日,“如前所述,本庄繁司令官是在晚上10点进入旅顺官邸的。他们到达大连的时候,是晚上8点。就在这两个小时期间,他走访了画家野田的家,在那里欣赏了野田给自己画的肖像。已经在外巡视了10天的本庄繁感觉自己可以稍事歇息一下了,11点钟的时候,电话响了。板垣征四郎参谋向他报告,今晚10点半左右,日中两军在奉天发生冲突,‘我已经独断下令让独立守备队和驻在部队出动。’得到这个消息以后,新井匡夫、武田寿、中野良次等参谋以及附属参谋片仓衷、调查班长竹下义晴等也陆续来到官邸。大家谁也没有时间穿上军服,都是穿着和服来的。稍微来晚的石原莞尔参谋长倒是穿着军服进来的,有着一种傲慢的样子。他上来就问:‘你们为什么要穿着和服?’中野良次则立即反问他:‘你为什么迟到?’”

  (3)日右翼女学者:中国军队杀害日军大尉导致“九一八事变”

  日本右翼女学者宫胁淳子在《世界史中的满洲帝国和日本》(W∧C株式会社出版,2010年10月第一版)中指出:导致“九一八事变”的是中国军队杀害中村震太郎大尉事件。当时,针对防御苏联,中村震太郎为了制作地图前往兴安令侦察,结果被中国军队杀害。关东军正是以此为借口发动了武力冲突的。

  (4)曾祖父遭日军暗杀,日学者:政治家和外务省屈服于陆军中央权力

  其曾祖父犬养毅被日本军方暗杀了的日本学者端方贞子在《满洲事变——政策的形成过程》(岩波书店出版,2011年8月第一版)中指出:具有激进主义精神的陆军中坚将校垣征四郎、石原莞尔等人在关东军中占有了主要位置,他们高唱对外膨胀和国家改造,独自策划满州政策,通过谋略、行使武力和威胁等等手段推进政策实施,让陆军中央在政府内部陷于孤立,导致币原外交受制于关东军的暴走,一步一步让政党政治家和外务省屈服于陆军中央主导的权力,最终导致“九一八事变”。

  (5)日本看中一个“空白”和一个“虚”

  日本发动“九一八事变”看中了一个“空白”和一个“虚”。日本学者小林英夫在《“满洲”的历史》(株式会社讲谈社出版,2008年11月第一版)中指出:日本发动“九一八事变”的时候,奉天军阀的主力集结在长城线以南,残存的留守部队分散在东三省内,构成一个巨大的“空白”。日军曾多次进行夜间训练,事变发生时用24英寸的榴弹炮炮轰奉天城,这种夜袭和威慑性的炮轰,对于奉天军来讲都是乘“虚”而入的。这种做法不仅压住了张学良的军队,也让奉天百姓陷入恐怖之中。

  (6)“日本什么时候要干预中国统一,中日就有可能生战”

  日本学者马场伸也在《走向“满州事变”的道路》(中央公论社出版,1972年10月第一版)指出:日本发动“九一八事变”,留下了一个重要的教训。那就是日本什么时候要干预中国内政、什么时候要干预中国的统一,日中两国什么时候就有可能发生战争。当年,日本希望阻碍蒋介石对中国的统一,想通过支持张学良达到这个目的,结果是引发了一场战争。今天,日本还是想阻碍台湾海峡两岸的统一,这与当年田中义一的思想是一致的,也是非常危险的。保障台湾的安全是中国的责任,不是日本的责任。

  (7)关东军为了座位排前,而发动“九一八事变”?

  日本关东军为了座位排前而发动“九一八事变”?日本学者山室信一在《银鲛——满洲国的肖像》(中央公论新社出版,1993年7月第一版)中指出,从1919年正式设立关东军司令部到1931年发动“九一八事变”,关东军在满州都没有完全掌握主导权。在“满铁”总裁举办的宴会上,关东军司令和将校常常是要坐在末端席位上的。这种“座位法”引起了关东军的不满,因为他们一方面要保证“满铁”的沿线安全,一方面又得不到应有的重视。所以,他们无论如何都要挑起事端,提升自己的地位。

  (8)“九一八事变”之后,时常上演关东宪兵队的“内讧”

  日本宪兵队因为“九一八事变”而内讧。吉田裕、荻野富士夫、冈部牧夫编著的《侵略中国的证言者们》指出:1905年,关东军宪兵队正式成立。当时,把本部设置在旅顺,大约有200人,主要是为了处理军队内的犯罪行为。1920年代后,增添了新的任务。1929年,在长春担任宪兵分队的齐藤美夫要求宪兵还要做军事警察,除了警卫“满铁”的附属地、维护日本权益、保护在留日本人、调查中国民心动向以外,还要收集中国军队和政府机构的情报。关东军宪兵队的队长级别,从少中佐级提升到少将级。“九一八事变”以后,关东宪兵队本部从旅顺迁移到沈阳,主要任务改为警戒民心动向和镇压反满抗日分子。宪兵队的兵力1932年5月为511名,1934年末达到1032名。与此同时,日本关东厅警察、外务省警察也都纷纷被派来,这里时常上演关东宪兵队、关东厅警察、外务省警察的“内讧”。

  (9)“为打破闭塞感,为对抗苏联威胁,为和外务省较劲”

  日本右翼学者仓山满在《充满谎言的日中近现代史》(株式会社扶桑社出版,2013年6月第一版)指出:当时,日本政党内阁腐败,大藏省对待长期以来的通货紧缩束手无策,外务省信奉“日中友好”对华软弱。石原莞尔等关东军发动“九一八事变”,第一是为表示对国内政治集团的反感和打破闭塞感。第二是为了对抗苏联的威胁,构建起对苏防波堤。第三是为了和外务省较劲。

  (10)“这次的日支冲突,告诉那些支那人不要再向日本人伸手!”

  1931年“九一八事变”爆发以后,综合杂志《文艺春秋》月刊曾作过一个问卷调查,其中从事美容业的小坂几之助这样说:“我军迅速行动,占领了支那各地。在留日本人从此不会再感到危险,我作为同胞感到非常高兴。”公司职员三浦白羽表示:“发生在满蒙的日支交战,表现出我们要永久保持日本权益的最后决心。我们以此向中国和外国发出通知。”从事理发的原浦藏表示:“这次的日支冲突事件不是平稳进行,其目的就是想告诉那些卑怯的支那人不要第二次再向日本人伸手。”芝山启一郎表示:“这次日本军的行动是理所当然的。……无论是失败还是成功,都是有关国家生存权利的。”实业家泽柳猛熊表示:“我坚信日支冲突事件是正确的。其理由是:第一,这是为了日本民族的自活权;第二,这是为了3000万居住在满蒙的中华人民的幸福;第三,这是为了切断威胁东洋和世界和平的祸根。我们为了进一步解决这个问题,不惜赌上国运!”